从“背词员”到“释展人”：中国博物馆讲解制度的百年演进与时代创新

博物馆讲解活动，作为一种在特定博物馆环境中进行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互动，是信息拥有者，即博物馆工作人员，向那些信息储备不足却对知识充满渴望的观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从基本原则上来说，只要掌握了博物馆的展陈信息，并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任何人都有能力进行讲解。这种讲解制度不仅显著提高了博物馆的教育效果，同时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数量的不断攀升，公众对于知识获取的需求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虽然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直观生动，但往往难以满足不同观众群体对信息的个性化解读需求。而通过专职讲解员的深入讲解，不仅能够补充展品的背景知识，还能够串联起历史的脉络，帮助观众将原本零散的信息整合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讲解方式，无疑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补充和提升。

讲解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倡导者源自我国。我国近代著名的改革者张謇于1905年向清朝政府提议设立京师帝室博物馆，他提出“需挑选视察员和接待员，以协助纠察和引导参观”，其中的接待员即是指讲解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上率先举办全国性博物馆讲解比赛，2021年起逐步形成常态化机制。全国性竞技与专业培训，不仅提升了讲解员队伍水平，更推动了博物馆作为“大学校”的教育功能。截至2024年底，我国备案博物馆达7046家，在博物馆教育一线担任专职讲解员的有数万人。

除了专职讲解员外，博物馆还常见志愿讲解员。这些“博物馆之友”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在博物馆里贡献光和热。他们在博物馆提供的有限文字材料基础上，查找大量资料，在短时间里消化吸收，形成经过博物馆认定的讲解文案，为“释展”作出贡献。此外，自媒体上还有很多“网红”级别的博物馆社会讲解“大咖”。他们滔滔不绝、挥洒自如，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讲解后走进博物馆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有部分“野导”乱编故事误导观众，而无视网络上“正能量讲解”的存在;另一方面，对那些歪曲史实、戏说历史等行为，也要及时发现并纠正。2023年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指导，逐步建立所在地区博物馆社会讲解准入管理和监管机制，推动规范有序发展”。

为了持续保持讲解工作的活力与吸引力，讲解员们必须不断“充电”，积极学习，扩充知识储备，并将“因需施讲”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博物馆讲解领域，我们正见证着从传统的“讲解词”向更为生动丰富的“讲解文案”的转变。回顾20世纪60年代，从事讲解工作的同志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为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他们需要将馆内专业人员撰写的讲解词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然而，时至今日，博物馆讲解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提升至大学本科及以上，他们不仅能够准确理解讲解文案的内容，还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讲解语言。更有不少讲解员能够围绕展陈中的某个知识点进行深入挖掘和拓展，使得讲解内容常讲常新，游刃有余。 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讲解技艺，讲解员们可以向馆内外的专家学者请教，向志愿讲解中表现出色的同行学习，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关注那些讲解博物馆的“大咖”。此外，借助如DeepSeek等AI工具，也是获取知识、丰富讲解内容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方式，讲解员们能够不断磨炼自己的本领，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丰富的讲解体验。

现今，博物馆的解说员正逐步向“展览解读者”的角色演变。随着智能机器和人工智能讲解技术的兴起，解说员需凸显其与机器讲解的独特价值，将解说工作从一项职业升华为一项事业，传承博物馆的丰富知识，展现其蕴含的真善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