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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出口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并逐渐成为中国汽车市场销售的关键一环。但近期,由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不确定性风险加剧,我国汽车出口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尽管中欧双方正在积极协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至欧洲的关税问题,目前尚无最终结果公布。进入2023年,欧盟以“不公平补贴”为由,对中国电动车实施了高达17%至35.3%的反补贴税,并叠加了10%的基础关税,使得最高税率接近50%。在此背景下,比亚迪、吉利、上汽等我国主要汽车制造商首当其冲,其电动汽车对欧洲的出口量出现了环比下降的趋势。 曹鹤分析指出,这种形式的关税壁垒在短期内将导致中国汽车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市场份额减少的双重压力。而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缺失的局面可能会迫使欧盟汽车产业减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形成一种“双输”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一些当地法规和政策也在不断构建贸易壁垒,进一步对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中国动力电池组件排除在补贴清单之外,禁止使用联邦资金采购含中国动力电池的车辆。欧盟《新电池法》要求碳足迹可追溯,2027年动力电池的钴、锂回收率达到90%,直接提高了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链的进入门槛。东南亚市场则呈现政策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格局,如印尼要求电动车本地化率超过40%方可享受补贴,政策导向倒逼中国车企的产品“出海”布局从“销售驱动”转向“合规驱动”。

曾欣指出,国内个别车企由于对海外法规缺乏了解等原因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反而让外方加大了监管力度,值得引以为戒。有报道称,个别车企宣称已提前完成欧盟《新电池法》规定的碳足迹核算、电池护照认证,甚至将尚未正式授权的合资机构对外宣传为欧盟官方的“公告机构”。此类“假合规”行为,已引发欧盟方面监管机构的警觉,不仅导致更为严格的监管,相关处罚政策也正在制定中。

海外一些地区对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相关碳足迹的管理也日益严格。欧盟碳边境税(CBAM)试点阶段计划已将电动汽车纳入征税范围,预计2026年起按排放二氧化碳每吨150欧元的标准征收,单车成本或将增加3000~5000元。全球多个主要市场对汽车的低碳排放要求趋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新规要求,2032年新车平均碳排放严格控制在二氧化碳每公里85g内,较2020年的标准加严了50%;日本的“车辆生命周期碳核算”涵盖原材料开采至报废回收全流程。曾欣表示,这要求中国车企需建立从锂矿绿色开采、电池工厂光伏供电到废旧电池梯次利用的全链条减碳体系。仅相关生产线改造就预计需投入数百亿元,中小企业面临被淘汰出局风险。

此外,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出海”还面临“数字壁垒”风险。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车辆收集的用户位置数据必须存储于本地服务器。美国《澄清数据法案》赋予美国执法机构跨境数据调取权。中国车企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需建立本地化数据中心,单一市场合规成本将增加2000万~3000万元。这些均凸显了智能电动汽车“出海”中需探讨的“数据主权”问题的严峻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脚步不断加快,覆盖范围日益广泛,涉及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也逐步显现。近期,我国一家新兴汽车企业与国际知名品牌奥迪之间的商标权争议案在德国慕尼黑高等地区法院二审中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结果维持了一审的裁决,即继续禁止该新兴汽车企业在德国境内使用涉案商标,以销售其电动汽车。这一案件再次凸显了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其技术复杂性使得一辆这样的汽车可能涉及数千项专利技术,涵盖了从电池管理系统到车载软件算法的方方面面。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专利侵权争议的潜在焦点。《2025中国汽车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报告》揭示,我国自主品牌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海外专利中,接近一半的专利未能进入目标市场,而有效专利的比例也仅有47%。这一现象反映出,部分车企在进入欧美市场时,由于对当地专利布局的初步了解不足,曾遭遇过产品被禁售或面临高额赔偿的困境,这凸显了在专利布局上“重数量而轻实际应用”的潜在风险。曹鹤指出,海外知识产权的布局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中国车企足够的重视,然而,面对现实的挑战和过去的教训,相关企业对于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正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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