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促进共同富裕

胡培松作为一名经常与农民打交道的科研工作者，深知农民种粮的效益并不高，因此经常为他们呼吁提高收入。

如果我们以稻谷价格为例，可以发现2022年的平均收购价格每斤为1.35元，比2011年上涨了6.0%。不过，与此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了1.5倍。

这个问题意味着中国粮食生产已经进入了高成本时代。人工、土地和农资等生产要素的快速增加，使得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然而，粮食价格的涨幅却很小，导致农民的种粮效益始终偏低。胡培松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他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专门带来了关于如何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提案。他希望能够通过加强政策支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激发农民种粮的热情和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的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促进共同富裕。

“但目前总体状况是，除了部分集约化种植的大农场、大户种粮有较好效益、有积极性外，一些单纯种植粮食的农民，效益比较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宝聚通过调研也发现，当前不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不高。

即便是种植经济作物，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邓乾春就油菜种植算了一笔账——

从种植成本看，种子、化肥、人工、机械作业等成本均在增加，2022年秋冬季油菜亩均种子费用，较2021年同期上涨16%，多数化肥和农药上涨在10%以上;但从菜籽收购价看，2023年油菜籽开秤价由2022年的每斤3.1元左右，下降到每斤2.8元左右。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油菜种植收益减少。”邓乾春说。

在他看来，“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就是释放一种强烈的信号，不管是种粮还是卖粮，要从各方面保障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

“有时候一条新规，就可以把农民卖粮的路堵上。”胡培松说。

他举例：粮食部门在收购时对于稻谷水分、杂质的要求比较严，2018年增加了重金属残留检测等新规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农民种出来的重金属超标稻谷无处可卖。

“国库粮食质量安全很重要，但重金属超标成因很多，我们要不要由农民买单呢?”胡培松说，这些都说明政策保障农民利益不足。

在他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健全。

“粮价形成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最低收购价往往成为最高价，政策性收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挤压了市场的调节空间。”胡培松说。他建议，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将最低收购价“一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稳定较长时间的种粮收益预期。

邓乾春也建议，加大对农作物的生产补贴。

针对油菜籽种植比较效益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他建议由国家出台相应种植补贴政策，对油菜生产农户进行直接补贴，健全农民种植油料的收益保障机制。

尽管国家每年支持粮食生产的补贴额度总量不少，但胡培松调研发现，平均到每亩粮食和单个农户的数额并不多，补贴到户金额相较于生产成本及年度上涨额仍有差距。

胡培松呼吁，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就要提高他们的直接收入。

这些代表委员最关心的，还是农民的“钱袋子”。

胡培松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农村养老资源不足、分布不均。他为此建议，切实提高种粮农民养老待遇，让他们到了60岁、尤其是70岁以后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也让种粮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还要通过政策、项目等手段，吸引返乡农科大学生，扛起种粮大任。”胡培松说。

在他看来，在粮食提价难、降本难的背景下，可以扶持具备一定规模的种粮主体，从“卖原粮”向“卖大米”“卖食品”转变，增加加工收益，让农民分享粮食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发展油菜籽产地加工，将油菜籽产地干燥、高品质菜籽油制备等成套装备纳入全国农机补贴范围;加大研发投入，支持油菜籽制油后的饼粕开展蛋白食品化精深加工利用，提高加工效益。”邓乾春说。

他建议进一步完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引导农民充分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对自然条件差的岗地、撂荒地进行改造，扩大油菜种植面积。

李宝聚对此很认同，他认为轮作套种是实现提高单产、增加粮食作物产量的重要抓手，同时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或养殖动物，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提高农民的效益，是长期实现农产品保供的重要手段。

他在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宿羊山镇调研发现，8万亩的农田，7.9万亩是夏秋茬玉米与冬春茬大蒜的轮作，农民精心呵护土地，既保证玉米的亩产量，又保证了农民每亩地8500元左右的纯收入——玉米500元、大蒜8000元，当地农民种植粮食与大蒜的积极性很高。

云南省大理市祥云县的玉米-豌豆轮作模式也令他印象深刻：4月播种玉米，8月采收玉米后播种豌豆，同样很受农民欢迎。

李宝聚算了一笔账：全县这种模式种植面积有4万亩地，玉米亩产量600-800公斤，均价每公斤3元，亩产值1800-2400元，人工成本高，每亩地挣800元以内;豌豆亩产量600-800公斤，均价每公斤8元，亩产值4800-6400元，成本400-600元，每亩就能挣4400-5800元。

“这样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又促进了农民增收。”李宝聚说。

然而，他进行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对耕地“非粮化”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在基本农田上，除了主要农作物——小麦、稻谷、玉米之外，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或养殖经济动物，这严重影响了农民从事种植和养殖的积极性。

他建议加强政策支持，促进和引导粮经轮作产业的发展。同时，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将粮经轮作套种工作纳入政府督查激励、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范围。

李宝聚认为，为了确保农民确实能够获得效益，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生产、市场和物流体系。这些体系需要得到完善和建立，以确保我们可以成功地种植出高品质的农作物，并将其顺利销售出去。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够真正受益并获得实际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