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外壳下的命运长卷！〈借命而生〉弱化善恶撕扯 凸显非功利执念的人性实验

《借命而生》虽以悬疑刑侦为外包装，但其深层内涵并不仅限于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对抗，而是力求以细腻的笔触，逐步引导观众深入体验角色所面临的具体境遇。

在原著小说中，"抓捕逃犯"这一任务成为了杜湘东一生无法摆脱的执念。即便在故事的尾声，当年被怀疑的嫌疑人已在法律上洗清了冤屈，杜湘东仍旧锲而不舍地追寻着。他如此偏执的原因，源于自己当年的一次疏忽，成为了两个逃犯成功越狱的关键一环。自此，他背负上了污名，错失了理想的工作机会，终身未能施展才华，怀才不遇。带着对成为刑警的强烈渴望，以及对半生坎坷的满腔憋屈，杜湘东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了追查逃犯的赌注之中。

电视剧弱化了小说中性格悲剧和时代悲剧的成分，将整个故事讲述为一段命运悲剧。有计划的越狱被改编为因车祸造成的逃狱，徐文国兄弟在偶发事件中一念之差，决定夺枪逃跑。这种改编处理，用境遇选择置换法律底线，调整了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人物的定性直接作用于观众对他们的认同感。另外，姚斌彬案翻案后，杜湘东因在这桩案件中的表现受到了认可和补偿，他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进入刑警队工作的机会，但杜湘东却拒绝了，继续留在深山中的看守所任原职。因此，杜湘东在整部剧集中的动机，不是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不是性情人格上的“钻牛角尖”，而是成为一种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小说中尖锐的人物关系，被转化成对真相和公平的执着，凸显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高贵精神。

另外，小说中杜湘东对徐文国兄弟的体恤之情，在电视剧中被放大，并始终贯穿。杜湘东给他们带饭，帮行刑前的姚斌彬系好防污绳，多年来始终照顾姚斌彬的寡母，不但刻画了杜湘东的有情有义，也为他最终冒着巨大风险揭发真相埋下伏笔。

爱情戏份在电视剧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杜湘东与妻子刘芬芳的相濡以沫，徐文国与孙永红的初恋悲剧，都被着意强化，为悬疑剧的冷冽叙事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也凝聚为人物苦难命运中的美好的象征。

相比于小说中始终不理解杜湘东，希望他调回城市工作，也曾怂恿他辞职“下海”经商的刘芬芳，剧中由钟楚曦饰演的这个角色则更接近一种男性心目中理想伴侣的形象：美丽、飒爽、坚韧，对丈夫全心全意，默默托举家庭，扛下所有压力。而刘芬芳因孕期大出血而死，则深化了“世间好物不坚牢”的遗憾之意。徐文国与孙永红之间的情感羁绊，不但是人物对纯真年代的追抚和缅怀，也构成了推动剧情的内在力量。前期唐尧鑫为了抢夺孙永红而构陷徐文国兄弟，后期孙永红大义灭亲供出唐尧鑫的罪证，形成了宿命般的叙事闭环。

当然，在众多悬疑剧迷的眼中，剧中的爱情场面往往并不符合他们对剧情的期待，有时甚至会让侦破和解密的节奏显得冗长，给人以剧情“注水”的错觉。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剧组的初衷是通过这些爱情场面的渲染，在整体较为沉闷的故事基调中为角色增添一抹温馨的色彩。然而，这些片段所营造的情感熏陶或氛围，并不能完全弥补剧作在悬疑叙事方面的不足，也无法直接转化为观众对剧集的满意度。特别是，刘芬芳与孙永红这两个角色，他们本应具备的个性和复杂性在剧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人物主体性不强，反而沦为了男性角色的附属品或战利品。

在创作领域，我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精心编织一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还是绘制一幅充满厚重与丰满的命运长卷?在《借命而生》的主创团队中，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如何巧妙地平衡类型创新与观众口味，如何深入挖掘悬疑剧集的核心创作精髓，以及如何顺应并引领当前电视剧市场的发展潮流，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位剧集创作者而言，始终都是一项颇具挑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