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剧的“去爽感”实验：《借命而生》用非功利执念解构善恶

电视剧《借命而生》表面上是悬疑刑侦题材，但其深层内涵并不仅限于正邪对抗的激烈对抗，而是通过细腻的刻画，逐步引领观众深入体验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原著小说中，"抓捕逃犯"这一使命成为了杜湘东一生无法摆脱的执念。即便在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嫌疑人已在法律上洗清了嫌疑，杜湘东依然执着于追寻。他之所以如此偏执，源于自己当年的一次疏忽，导致自己成为了两名逃犯成功越狱的关键一环。从此，他背负上了污名，错失了理想的工作机会，终身未能施展才华，怀才不遇。带着对成为刑警的强烈渴望，以及对半生蹉跎的满腔憋屈，杜湘东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人生赌注押在了追查逃犯的道路上。

电视剧弱化了小说中性格悲剧和时代悲剧的成分，将整个故事讲述为一段命运悲剧。有计划的越狱被改编为因车祸造成的逃狱，徐文国兄弟在偶发事件中一念之差，决定夺枪逃跑。这种改编处理，用境遇选择置换法律底线，调整了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人物的定性直接作用于观众对他们的认同感。另外，姚斌彬案翻案后，杜湘东因在这桩案件中的表现受到了认可和补偿，他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进入刑警队工作的机会，但杜湘东却拒绝了，继续留在深山中的看守所任原职。因此，杜湘东在整部剧集中的动机，不是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不是性情人格上的“钻牛角尖”，而是成为一种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小说中尖锐的人物关系，被转化成对真相和公平的执着，凸显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高贵精神。

另外，小说中杜湘东对徐文国兄弟的体恤之情，在电视剧中被放大，并始终贯穿。杜湘东给他们带饭，帮行刑前的姚斌彬系好防污绳，多年来始终照顾姚斌彬的寡母，不但刻画了杜湘东的有情有义，也为他最终冒着巨大风险揭发真相埋下伏笔。

爱情戏份在电视剧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杜湘东与妻子刘芬芳的相濡以沫，徐文国与孙永红的初恋悲剧，都被着意强化，为悬疑剧的冷冽叙事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也凝聚为人物苦难命运中的美好的象征。

相比于小说中始终不理解杜湘东，希望他调回城市工作，也曾怂恿他辞职“下海”经商的刘芬芳，剧中由钟楚曦饰演的这个角色则更接近一种男性心目中理想伴侣的形象：美丽、飒爽、坚韧，对丈夫全心全意，默默托举家庭，扛下所有压力。而刘芬芳因孕期大出血而死，则深化了“世间好物不坚牢”的遗憾之意。徐文国与孙永红之间的情感羁绊，不但是人物对纯真年代的追抚和缅怀，也构成了推动剧情的内在力量。前期唐尧鑫为了抢夺孙永红而构陷徐文国兄弟，后期孙永红大义灭亲供出唐尧鑫的罪证，形成了宿命般的叙事闭环。

当然，对于众多悬疑剧的忠实观众而言，剧中的爱情场景往往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有时甚至使得侦破和解密的节奏显得拖沓，甚至给人一种剧情被人为“注水”的错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创作者在整体较为阴暗的故事背景中，试图通过爱情场面的渲染，为角色们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然而，这些段落所营造的情感陶冶和氛围，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却无法完全弥补剧作在悬疑叙事方面的不足，从而直接影响到观众的满意度。此外，剧中的刘芬芳与孙永红两位角色，他们原本应有的个性和复杂性在剧情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物主体性不够突出，反而常常被定位为男性角色的“挂件”或“战利品”，使得整个剧情在人物塑造上显得不够丰满。

在创作领域，是选择编织一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还是精心绘制一幅厚重丰满的命运长卷?在《借命而生》这部作品中，主创团队明显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如何巧妙地平衡类型创新与观众口味，如何深入挖掘悬疑剧集的核心创作元素，以及如何适应并引领当前电视剧市场的发展趋势，对于每一位剧集创作者而言，始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这些问题不仅考验着创作者们的智慧，也关乎着作品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