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效率不经济，就是“中国制造”效率高而效益低。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不值钱的东西。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重大的政策和利益抉择。我们固然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但信息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经济可以通过品种多样化战略，以品种经济性思路，提高附加值和利润，通过效率不经济来赚大钱。 

　　杨小凯分析专业化不经济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交易费用的限制。如果协调成本高于分工收益，专业化就不经济。事实上，出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可能：如果规模不经济而品种经济（如同钱德勒总结的那样），同样会出现专业化不经济。比如，一件草书工艺品，如果按横竖撇捺点分工给五个人来干，一定不如不分工。泥人张要卖得好，一定要规模小、品种多。给LINUX纠错，一定是协同工作比单打独斗好。由于出现了网络这种协调手段，越来越多的产品向“泥人张”的方向发展。 

　　这就出现问题了。泥人张并非效率导向，而是个性化导向。个性化与效率的经济性方向是反的。效率的意思，是个性不经济；个性的意思，是效率不经济。因此，当我们说信息化提高效率时，一定要慎重。效率隐含着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而品种不经济的意思。信息化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信息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品种经济性，为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不断转变发展方式。 

　　判断走哪条路，首先要看现实。现实是，大规模的中国制造不值钱，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现在同样的产品，手工艺做的比机器做的值钱。说明个性化的更值钱。连饭店都知道宣传手工水饺，而不是机制水饺。在中国制造普遍受到利润压制的今天，经济学家还忍心空口说白话地鼓励大规模制造吗？中国要强，不光有做大之一途，还有提高品种经济性这种内源式发展道路。 

　　在工业化的基本矛盾语境下，效率与公平是一对基本话语。200年来，大家闷着头，你掐我，我掐你。东西方掐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出现了。小规模、多品种这种个性化的新生产方式出现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虽说是由信息技术革命从外部催生的，但从钱德勒的商业历史观（《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信息改革美国——转型国家的力量》）来看，它又只不过是从工业化内部自我产生的，只不过是品种经济性（即范围经济性）从次要矛盾方面，（在信息帮助下）转化为主要矛盾方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