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如呼吸自由生长
——记首届中英诗歌节

黄山新闻网记者 伍天

一

    “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90年的时候回头看，由胡适等几个人主导的新诗创作带有很大的局限，个人主观上的偏好和素质差别，影响了新诗的整体表达，它的缺陷因此是明显的，”2007首届中英诗歌节期间，著名诗人陈先发说，“回复到中国传统（诗歌）所特有的气韵，是现在中国新诗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普通读者对当代诗歌评价很低，这也部分因为诗歌创作者内部声音比较嘈杂的原因。”诗人西川显然有很多话要说，“局内人深知，当代中国诗歌水平不低，就中国艺术整体来讲并不丢脸。中国诗人同其他语种的诗人之间没有隔膜。这么多年来，中国诗歌已经获得一种能力，就是（国际间）相互间对话的能力。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在如今文学界、读者中没有被充分解读出来。”

    “彻底的无知可能是一种新的起点。我记得海子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过他憎恨中国诗人的东方气质和趣味。”诗人臧棣在谈到诗歌意象和字词之间的联系，以及诗歌浪漫主义的问题，在回答英语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提问时说，“我理解传统应该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约定或者一种制度，不是表面的模仿。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我们应该对传统进行重新编织。”

    “用2000年时间固定下来的书写传统，包括美学形式上的研究和追求在古典意义上非常成熟，但面对真正大的文化挑战又是很差的，特别是当西方的现实（文化和物质）以冲撞的形式闯入的时候，为了应对，中国诗歌不得不放弃传统的音律和节奏，而创造大量的词汇以和西方衔接。”诗人杨炼如是说。

二

    2007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在安徽省黟县中城山庄，“2007帕米尔诗歌之旅暨首届中英诗歌节”如期开幕。来自新西兰的默里•埃德蒙（Murray Edmond），英国的威廉•尼尔•赫伯特（William Neil Herbert）、罗伯特•米黑尼克（Robert Minhinnick）、帕斯卡•葩蒂（Pascale Petit），尼日利亚的奥迪亚•奥菲曼（Odia Ofeimun）和美籍华裔诗人施加彰（Arthur Sze），以及中国著名诗人陈先发、骆英、王小妮、西川、严力、杨炼和臧棣齐聚一堂，在紧接着的几天时间里，以诗歌对话的形式，在民间的层面上进行一次高端的文化交流。他们在新闻通稿里醒目地写着：这次中文英语诗人之间对话的总主题是“庞德的灵感，时空交错中的中英诗歌”，将相对集中于“中国古诗形式的美学压力及现代诗歌突围的可能”和“多元文化中的当代英诗评判标准”等分场主题展开讨论。

    “诗歌从来就和排场没有关系，诗歌节也如此，”中英诗歌节中方主持人、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唐晓渡在诗歌节开幕式上这样说，“十几个人参加的本次诗歌节代表汉语和英语诗界最优秀诗人在对话，他们共同面临着诗歌的交流与沟通的责任。”

三

    “中国新诗90年走到今天，肯定会远远超过当初那个样子。以前的不讲了，我觉得1980年代有个大的文化开放环境，诗人能够阅读和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这样也就有了1986年那次诗歌大展。1990年代环境有所限制，诗人普遍对当下国外诗歌发展了解甚少。1999年读到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非常震撼。其实我们彼此之间都缺乏了解。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北岛、芒克、杨炼这几个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和怒波聊天，想到同别人做些诗歌交流。前期一些活动不太理想。后来我们有些想法一拍即合，就是成立机构作高端的民间交流。”

    “2005年成立了中坤帕米尔文学工作室，当年的帕米尔诗歌之旅沿北京到新疆跑了一趟，邀请了日本两个诗人和一个画家，国内邀请了芒克、多多、王小妮、臧棣、孙文波，希望通过采风的形式来试验一次。2006年怒波捐3000万，分10年时间捐给三个机构使用，就是北大新诗研究所、中国新诗学会和中坤帕米尔文学工作室。” 唐晓渡似乎有些烟瘾，但他吸烟的动作让人感觉有点缓慢如水流。

    “2006年11月在北京做了中日诗歌交流，日本方面来了各年龄层最具代表性的6个诗人，分大小组的形式进行研讨。日本诗人、同时也是一个知名商人的石井桥说他参加过几十个国家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没想到中国诗人思考的之深之广令他们吃惊。今年11月份，中日诗人将在日本东京和仙台进行双方第二次交流。”

    “包括这次中英诗歌交流，我们希望采取更具公开性的方式，在双方之间作些沟通。不用讳言，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当代诗歌很陌生。通过这种动态的交流，提出问题，互换看法，我们期望在互动当中促进中国诗歌的发展。”

四

    “我相信我做诗人比作商人会更成功。” 以１．８７亿元捐款名列《胡润２００7中国慈善家榜》第9位的黄怒波是成功的商人，但在“2007帕米尔诗歌之旅暨首届中英诗歌节”开幕式，这位以笔名“骆英”示人的诗人毫不犹豫地这样说。“我更关注诗歌的当代性写作，诗人在场，必须跟现实接近。做商人更是实践派。诗人记录当下发生的事物，表达痛苦或其他的生命元素。诗人对社会意象描述，意味着他要做一个忠诚的描述者。”

    “我按诗来称呼你，就叫你‘骆英’吧。我想问：你所说的诗歌当代性写作有什么特征？”我挤进黄怒波的轿车，在车行路途中这样向他提问。

    “诗人所保持的激进性对个人来说是可能的。现代社会远离了古诗的意境，应该说变化更复杂了。比如我的《落英集》里还出现一些秋菊、小雨这样的意象，极力想回到古典诗歌的怀抱，但第二本诗集《都市流浪集》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对都市的批判，张力就很强，大量新的词汇出现，表达就会直接。诗歌写作，每一次变化都需要一个新的语言形式。”

    “你捐资做这些诗歌活动，你觉得它们对中国新诗有什么意义？”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像中日、中英诗歌节这样的大型国际高端诗歌交流，（这其中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活动，）像‘中坤诗歌奖’评奖，像‘诗歌精品丛书’的出版，像《当代国际诗坛》的创办，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新诗的结构，找出语言传统里那些应该继承的部分，在语言与社会的这种大众关系中，解决当代诗歌的当代性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