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江西在京务工农民陶红泉因车祸死亡，日前北京中院最终按照城市人口的标准作出“同命同价”的终审判决，死者亲人获得44万元的赔偿。消息传开，好评如潮。一桩普通的民事案件之所以如此牵动民心，根源在于该案“同命同价”的结果彰显着人文、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的内在和本质要求。

　　生命原本无价。“同命同价”和“同命不同价”之争，归因于某些事件造成生命消逝后自然衍生出的法律上的补偿标准，因“农村”和“城市”户口的迥异而区别对待，概不是针对生命价值的本身。此前，根据我国目前某些“相对滞后”的有关人身赔偿方面法律制度的规定，“同命不同价”的补偿标准一直被广泛的适用于许多意外事件后果的救济。因该救济制度被普遍认为违反公平原则，而越来越遭到质疑和非议。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没有贵贱之分，但由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不同，投入成本多的人创造的价值也更多，其死亡赔偿金当然就该多赔些，所以“同命不同价”并不等于不平等，相反，它却体现了经济价值的取向，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规律。对此，笔者认为该学者的主张混淆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若简单以经济价值取向的形式逻辑来推理，则违背“生命无贵贱之分”的实质平等——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价值都是一样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于死者及亲人而言，生命付出的本身就是难以承受的悲痛，如果在死亡赔偿的救济上仍恪守“同命不同价”的教条主义，既无法抚慰逝者，更让生者感叹“命运的寒冷”和“社会的不公”。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农民兄弟来说，即使他们不能解释什么是公平与正义，但他们能用心感受到这种“同命不同价”的救济，让连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命”都和城市人有天壤之别。农民兄弟的委屈同时也在无言的向我们倾诉：“不同价”就是对生命和人权的不尊重。试想，面对逝去的宝贵生命，活着的人们――事故责任的承担者，居然还要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而“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时，还能彰显社会的友爱与温馨吗？

　　诚然，现有“同命不同价”的规定，源于国家户籍管理中存在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划分，但根据作为母法的《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现行相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显然违反《宪法》人人平等的立法理念。也许，在新的法律制度未出台之前，有人会理直气壮的指出，“同命不同价”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严肃。不错，法律的相对稳定可以增强法律的严肃和权威，但严肃和权威的前提绝不能牺牲法律应有的、公平与正义等内在的、本源性价值。此外，法律的基本作用还在于表达、维护和实现法律的价值，“同命不同价”的做法非但没有维护法律的权威与严肃，反而破坏了法律的价值，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普遍的质疑和非议。

　　虽然由于历史等原因，造成了“农民”和“市民”的区别，但“人生而平等”最起码要让人的生命权体现出人的尊严和自由平等的属性。在任何一个法治的国家，人的生命权必须是平等的，相互间不该有贵贱之别。当然，这种平等权同样也应体现在伤害赔偿的平等上，不能因户籍之别剥夺“农民”与“市民”的平等。“同命不同价”的不平等做法，与当今强调的“人文关怀”与构建“和谐”，背道而驰。可喜的是，对于陶红泉车祸事件赔偿案，法院最终按照“同命同价”的价值取向作出判决，抚慰了亡灵和生者，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司法对生命的尊重。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在时代呼唤“以人为本”的今天，追求公平、公正和实现正义，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必然选择。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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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命不同价”案例

　　2005年12月，重庆市3名户籍不同的女同学搭乘同一辆三轮车遭车祸身亡。肇事方向具有城市户籍的两同学的家人各赔付20万元，而农村户籍的受害者家属，仅获得了5.8万元赔偿金。2005年10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坐一辆夏利车的两名乘客死亡。男乘客金文植是城市户口，女乘客赵小英是农村户口。朝阳区法院就此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肇事方赔偿金文植家属41万元，赔偿赵小英家属17万元。（作者： 许根宏(法学硕士 安徽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