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崇尚读书，“道脉薪传”，儒风独茂，科甲蝉联；文人高士，抱节明经；“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嘉靖《婺源县志·风俗》)；“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颇多；“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万历《歙县志·风士》)。徽州既是封建社会晚期的夜明珠，也是地主和官僚缙绅的乐园，更孕育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新安文明。徽州在明清间文化相当繁荣，设有许多学堂，讲学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封建人才。徽属6县，康熙年间共有书院54所，社学562所，县熟5所；宋代进士624人，明代进士392人、举人298人；清代进士226人、举人698人(《徽州府科节录》)；甚至出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许承尧《歙事闲谭·科举》)，“同胞翰林”，(《歙事闲谭·文苑》)“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科同郡两元者”(徐卓《休宁碎事》)等盛况。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有状元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主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国理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正茂荫、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是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恒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歙县清代文学家张潮在《歙问·小引》一文中所记明代文坛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游黄山之事，犹为生动。“王合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稗吴来者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相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菊、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合州先生大为称赏而去。”
　　总之，由于徽商的资助，宗族的奖励，舆论的推祟，爱才的风尚，悠久深远的文化陶冶，造就了徽州灿烂的文化；而花卉盆景则是富商、文人雅致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再看国画、版画、砖木竹石雕刻对徽派盆景的影响。新安画派与徽派盆景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徽州沿称新安，画家以多且精见胜，据史料记载，仅明代就有165人之多，不乏丁云鹏、郑重、程嘉燧、李流芳等丹青大家；从祠堂楼阁到民间小居，其中堂壁间多悬挂山水、花鸟、人物画幅，多有题跋署款，古色古香，颇有书画故乡之感；但形成独特的新安画派，并对以后的徽州文化艺术产生较大的影响，则是从渐江上人(江韬1610一1664年)的探索开始的，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新安画派的前期诸家，其画风看似清简淡远，实则伟峻沈厚；或者淡而神旺，简而意足；或者境界开阔，笔墨凝重；不乏山林野逸、荒寒幽淡之气韵，深蕴朴实精炼、苍劲浑厚之精华。后期新安画家的风格则逐渐变清简淡远为浓茂苍秀，青绿设色，格调清新。徽派盆景的风格变化也与其大体一致，由过去梅桩的古朴、奇特、浑厚，逐渐发展到今天松柏的“台式”、“云片”。究其原因，一方面新安画派影响盆景艺术，另一方面是此二种艺术的共同性导致的。盆景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凝固的音乐、有生命的艺雕，追求完美的意境；两者的创作规律也是较为相似的，都来源于自然而优于自然；画家那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严谨创作态度也是盆景艺人必不可少的；此外，新安画派的作画技法，主要指松、梅花、柏等的“根、千、枝、叶布局，与徽派盆景的根、干、枝、叶处理也不乏相似之处。徽派版画与徽派盆景也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有丁云鹏等第一流的名家作画，又有技艺冠一时的虬村黄氏名工雕刻，所以徽派版画鲜艳夺目，精丽绝伦。根据周芜先生编著的·《徽派版画史论集》提供的资料可知，在明清两代，由徽派刻版名家绘制镑刻的善本书插图中，·可见到附石观果盆景，(黄近阳刻《重绘玉簪记》1589年)盆栽棕榈、兰花、石玩(黄应澄绘、黄应瑞刻《状元图考》1608年)，附石梅桩十天目松盆景(黄一彬、黄桂芳刻《青楼韵语》1618年)，山石盆景(谢茂阳刻《幽闺记》1607年)，丛林式、附石式盆景(汪成甫等绘刻《吴骚合编》1637年)，卧干式天目松盆景等(鲍承勋刻《秦楼月传奇》1644年)。这些插图的盆景，诸如梅花十天目松、棕榈、兰花、菖蒲等植物，在徽州山区都极为常见。因此，一方面可将其看作是明清时期徽派盆景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为徽派盆景的进一步完善起范本启迪作用。其根、干、枝、叶的布局，无疑对徽派盆景的制作有所借鉴。此外，那种粗犷沉雄、苍劲古拙之风也为盆景艺人所崇尚。砖、木、竹、石雕刻与徽派盆景艺术也有密切的联系。砖、木、竹、石雕刻是徽州古典园林建筑的重要基石，它与花卉栽培、盆景制作技艺共同支起优美古典园林之大厦。砖雕是在特制的青砖上，雕镂出各种各样题材的精美、生动、细腻、繁复的浮雕画面，被镶嵌在门罩、门楼和墙壁上。有神情逼真的人物、翻翻如生的虫鱼、蔚为壮观的山水·婀娜多姿的花草等图案。明代砖雕呈粗扩、古拙、朴素风格，其方法一般都是浅圆雕或浮雕，借助于线刻造型，构图少透视变化，但强调对称，富于装饰性趣味。发展至清代，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注重情节和构图，透视层次加深，出现了许多精雕细琢的珍品。这种取质简朴，镂刻精细的砖雕艺术，具有秀丽灵巧、清新淡雅之美感。而早期徽派梅桩也以古拙、遒劲、奇峭见长，强调无对称轴的平衡，几乎没有透视变化，多陈列于高楼深院的门旁两侧，以作装饰，树桩高大挺拔、浑厚伟峻；后期的徽派盆景才追求构图、写意、透视、传神及淡雅之美，树桩主干为一弯或半弯，灵巧别致，适于室内几架陈设。此外，在徽州还发现了楼空砖雕盆架，非常罕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黟县宏村、西递的明清古民居、祠堂、书院的门楼、门罩及八字墙上，尚完好地保留有徽派盆景图案的砖雕作品，可谓形态各异，妙趣天成；其中有游龙式梅花、疙瘩式银杏，三台式罗汉松，附石式兰、竹、芭蕉，自然式黄山松、菊花、寿星桃等；花盆形状有葵花式、海棠式、仰钟式、竹节式等款样；陈列的几座有长方石几、圆石几、雕花石座等种类；毫不夸张地讲，它们是明清时期徽派盆景的真实再现。徽州多石坊牌楼，勤劳的石刻艺人，在长期的锥镂创作实践中，日积月累，精益求精，独树一派古傲、浑厚、凝重、庄严的风格。以青石(如黟县青)为材料，拟人状物维妙维肖；飞龙吼狮逼真传神；既有雄浑壮实，也不乏细腻明快。如歙人刘铁笔，曾以三年时间，为江村江嗣苍刻“白石牌楼一具以赠，方广七寸，中楼山水树木、桥梁楼阁；其间窗户，修不盈黍，尽能启闭；外环石阑，玲珑洞彻，细极毫发”(江爱山《橙阳散记》)。这种简朴之风、灵巧之气也是徽派盆景所崇尚的。石雕艺术为石质几座、花盆的镂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徽派木竹雕，在遗存的明清建筑中，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每每为海内外专家叹绝。艺人们雕花琢朵则富丽华贵，镂禽镌兽则形神兼妙，既有繁琐的雕镂，又有洗炼简洁的装饰有庄重肃穆，也不乏雍容典雅。雕琢与洗炼并重也是盆景创作必不可少的。
    在黟县等地的古民居内，木雕的盆景图案也为数不少，植物种类不外乎松、竹、梅、柏等；笔者收藏有一幅晚清木雕，长20厘米、宽25厘米，画面的左侧矮几上置有高瓶芍药插花，中间为低瓶梅花插花，右侧高几上为长方卷沿盆，栽兰菊并附太湖石，朱红设色，描金处理，颇有推意。此外，与木雕相配套的漆艺也是徽州的一大特长，早在南宋时就有“徽漆”之说，新安名工巨匠黄大成，在明隆庆间(1567-1572年)，不仅将漆艺传播至吴越一带，而且著有《髹饰录》存世。
　　总之，徽派砖、木、竹、石雕刻艺术与徽派盆景艺术风格，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共同组成徽派古典园林的精华部分。
　　洪氏宗族从《洪氏宗谱》及调查核实的材料获知，徽派盆景的形成和发展与洪氏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明确地讲，洪氏是徽派盆景的创始人，卖花渔村则是徽派盆景诞生和成长的摇篮。据《新安名族志》载：洪氏在唐德宗朝(780-783年)为河北黜陟使，因议罢方镇兵，而左迁宣歙观察使，因家于婺源之官源。这同笔者走访盆景老艺人，核实所得知的祖籍是一致的。八十高龄有六十多年从艺历史的洪月田老人(1986年病故)告诉笔者：“婺源之洪、绩溪登源之洪均为一家”。浯村《洪氏宗谱》“总系”中，前六世的记载如次；“一世祖礼部尚书郎辉公，字万光，幼有敏志，日诵千言，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7年)拜礼部尚书郎，由宣城麻子乡，徙居吴江，子一，延。二世祖绩溪知县延公，字长春，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授绩溪县令，莅任公廉，导民以德，甫七旬以老倦谢事，民攀卧不忍公去，公因感民爱戴之深亦缱绻不忍别，乃即绩治之南十里筑室买田为居计，子孙安焉，名所曰洪村，年及八秩而终，子三，谅、诚、诗。三世祖谅，字伯大，号云庵居士，以交学名绩溪，构楼授徒数十人，奉亲尤尽其礼，乡称孝友先生。黄巢掠新安，偕弟避兵于歙之篁墩，乱定后还绩溪故址，寿终六十有七，娶汪氏，子二，器、宇。诚，字伯实。唐乾符六年(879年)因巢寇乱徙歙篁墩，继迁浦口南十里，顾山)11怀抱，土腴泉洁，遂定居焉，娶叶氏，子二，毕、文。诗，字伯文，读书好礼，当巢平之秋暨兄诚同迁浦口，娶叶氏，子一，华。四世器，字德通，进士第，授梅州通判，转授泉州同知，卒葬汪村前，娶汪氏、端木氏，卒葬同处，子一，成。五世成，子四，文一、文三、文四、文五。六世文一，字必渊，驰声学问，立行淳古，子一，斡丞。文三，字必闻，子一，判薄。文四，字必达，性资贤敏，子四，海、淮、汉、泗。文五，字必信，号梅窗居士，嗜经史，善吟咏，尝于居右建/楼数楹，植梅百本，作梅花百韵以自道。寿终七十二，葬后山，娶柳氏，卒葬同处，子一，厚。”总系中赞二十一世祖宗仁公有“花香草色，风雅宜人”之句；赞宗义公有“栽花植竹，桂馥兰芬”之语。
　　从掌握的材料来看，凡洪氏徙居吴江后居住过的地方，包括绩溪的仁里，歙县的洪岭与篁墩等地，都不乏关于梅花、黄山松盆景的记载。据清人沈三白《浮生方记》载：1788年应绩溪县克明府之邀，由武林(今杭州)乘船，沿新安江溯流而上，至绩溪城，又去城三十里，名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以黄山松”。
　  应当指出，要形成十二年一举花果会的风俗惯例，绝非短时间可成，且与庙会同时并行，恐怕至少要百年以上的历史，才能沿袭成俗。又据《绩溪县志·食货志·木之属》(1699年)载：“松，铁干龙鳞，可以供盆玩”；“柏，一树扁、侧、翠兼者，名三友柏；又一种盆栽与松为偶”。可见在三百多年前，绩溪登源一带已有黄山松和松柏合栽盆景。50年代在大仁里学校，还存有明代中期的五盆柏树盆景，其中二盆分别题名为“一缕烟”、“仙人撑伞”，均为曲干造型，每株自根至顶蟠回曲折，刚柔并济，颇具造型功力。另据《黟县志·地理志·物产·木之属》(1659年)载:“松，有一种来自黄山者，屈曲矮小，以盆养之可供清玩”。可见，明清间徽州一带培植黄山松及柏类盆景是比较普遍的。在洪岭，花农则长期以卖花为业，遍采野桩，包括黄山松、紫薇、榔榆、南天竹、珍珠黄杨、刺柏等，经过整形培育，然后挑运城镇，甚至数百里外的城乡；沿途叫卖，加之地处汪洋港边上，地形如鱼状，故被邑人冠以“卖花渔村”之别名，足见花农终年之辛劳和艰难。洪岭栽梅始于唐朝，迄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种类与太湖之滨的吴县有着内在的联系；宋代形成以绿萼为主的梅花特色，当时梅花嫁接技术已经较高，有梅尧臣《吴正仲求红梅接头》诗为证:“君家梅溪上，但见梅花白。我家梅花红，求枝寄归客。剪接如交情，本末不相隔。明年举酒时，醉颊生微赤。”(《群芳谱·花谱·梅》)。因此，大量长途引种梅花已有可能，但徽州尚以绿梅为主，恰如南宋田园诗人范成大在《石湖诗集》中所记:“新安绝少红梅，唯碎厅特盛，通判朝议召幕僚赏之，坐皆有诗”。
　　身为“徽州司户参军”的范氏亦赋古风一首，又于元夕赏碎厅红梅赋诗三首，可见红梅当时在徽州还是比较稀少的。范氏在为官之暇还携同友好赴歙溪探梅，亦见当时野生梅花还是颇多的。直到明清时期，通过花农的不断引种和精心培育，才形成以绿梅为主、多品种的徽梅格局和徽梅桩景风格。据《歙县志·食货志·物产·果属》载:“梅，四乡皆有，嘉种甚稀。水南浯村善植梅，但以花品之异夸胜赏。而于梅实之美如东洞庭之雪梅，堕地即碎，食之无渣滓者绝无，也宜枝接，若子种则核大肉薄，以全邑论，绿萼华之实差胜。”由此可见，当时果梅亦有，繁殖多赖嫁接，也合常理。这里“水南浯村”，明清属三十六都五图，《歙县志》“全歙总图”标明，梧村位于新安江南岸，与夏坑、大梅口、瀹源、瀹潭相毗邻；《洪氏宗谱》“总系”中有“诚公辟瀹源以裕后”的赞语；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讲，浯村即梧村，也就是现在的卖花渔村，且以植梅为主业，茶叶、粮食为补充，梅以花胜，而果梅则逊色于太湖之滨的东洞庭山。那么在洪岭有哪些梅花品种呢?“梅花佳种，《广群芳谱》备载之，谓重叶绿萼、玉蝶尤为人所尚。今邑南浯村所产凡谱中所载皆有之，而以朱砂、檀香二种为贵。盖绿萼、玉蝶以清丽胜，朱砂、檀香以香艳胜也”(《歙县志·食货志·物产·花属》)。足见当时花农有目的地培育、搜集梅花品种之多了。徽人唐宋以来，就有种梅、探梅、赏梅、吟梅、画梅、艺梅之传统，善于在古典园林中用梅花组景，或松、竹、梅组成“岁寒三友”，或梅、兰、竹、菊结为“四君子”，仅《歙县志》记载就有“古梅窝”、(南宋1265-1274年前后吴龙翰住处)、“梅花初月楼”(元末1341年前后，朱升住宅)、“梅轩”等以梅称著的名胜。清代则出现了由罗聘、妻方婉仪、子允绍和允缵、女芳淑等开创的“罗家梅派”，有“瓣香绝枝属君家”之盛誉。徽梅品种繁多，不仅有绿萼、宫粉、玉蝶等常见种类，更有一批独特的徽梅品种。